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对车企人事变动炒得很热，在企业看来，“这本是企业内部的工作变动，太正常不过了，为何媒体要大惊小怪”？感到“很不理解”。 特别是北汽、上汽两大国企流出的人数相对较多，且比较集中，有人并以此推论，出现了“本土人才争夺战”。

　　以北汽为例，今年前5个月，北汽集团及下属五大板块，总监以上高层管理人员“流入”74位，“流出”仅13人，在“流出”的13人中，有10人属于集团内部“流动”，也就是说，北汽“净流出”人员仅有3人。对北汽大量引进人才的举动，包括组团赴欧洲一次性招聘了几十名专门人才，媒体却少有关注，仅仅对流出的3人大肆炒作，感觉这对企业形象和品牌是一种伤害。

　　我们以为，媒体这种看似“变态”的关注，其实是媒体的本性使然也，企业不必有过多想法。新闻界流传来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同样道理，飞机天天安全飞行没人关注，偶然掉下来一架，就会全世界传播。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是官场还是职场，都是“能上不能下”。尽管对这种“腐朽”观念，大家口诛笔伐了几十年，可事到临头，无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照旧还是拿它做评判尺度。

　　以此观之，由上汽“流出”的三位：孙晓东、黄华琼、张宇光，原在上汽的职务并非关键岗位，到新东家后，职位都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正常”。但是，“3年合同期满”的北汽原总经理汪大总，改任分管单项的专务总经理，尽管这是在“极力挽留”后，按照他“本人愿望”安排的，但总归职务是降了，在媒体看来就有了炒作价值。

　　同样，由南汽引进的张欣，在北汽股份任排名靠前的副总经理，主管自主品牌乘用车，在旁观者看来是颇受重用。但不料在新车将推而未推出之时，合同尚未到期，他却选择了离开，自然也有“新闻价值”。 还有李烘炉，虽然本人十分优秀，在北京现代工作的业绩十分突出，也还算“年富力壮”，但毕竟是先退休后东山再起，当然不能不吸引媒体眼球了。

　　以我对张欣的有限了解，觉得他的离开，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尽管可能新的职务更好听，权力会更大，收入会更多，但以他在南汽阶段给我的印象，是位不仅有才华，而且很有抱负，想干一番事业，不是个只为收入活的人。上南合作，使他失去了大展宏图的平台，就他个人而言，是一种遗憾。来到北汽，应当如鱼得水，但他却选择了离开。

　　在我看来，十年以前，甚至3年以前，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空间很大，且增速很高，加之真正大的、有实力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因此大小好赖企业都能很好的活着。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经过连续两年400万辆的增长，中国汽车保有量具备了很大的基数，社会各项资源对汽车保有的承受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几乎到了极限，过去那种发展速度是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很多企业已经很具规模，仅百万辆级规模企业就有了3家，其他六、七十万辆级的更多，市场已经不给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做强做大的机会了。

　　再说，放眼国内，特别是自主品牌，有北汽这样好的资源与人文环境的企业，屈指可数。我不信一个偏安于西南一隅，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能有比北汽更多更优质的资源？长安尚且要到北京寻求发展机会，仅凭一个张欣，能把它发展得比北汽更好？放弃北汽这个平台，仅就做事业而言，实在是个损失，我为张欣遗憾。

　　由此想说说人才流动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们这一代人以上，工作都是“组织分配”，而且是“一次定终生”，个人没有任何选择自由，一个档案和户口就足以把你卡死了。有顺口溜云：“共产党员是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其实何止是共产党员，所有人都是如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发生过多起人才流动引起的纠纷，有人还为此坐牢和承担巨额赔偿金。今天大家能享受到择业的自由，的确是“来之不易”。

　　话说回来，企业高管层，对于这种自由流动要持慎重态度，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对企业带来震动。至少在萌发了离职的念头后，很多准备要做的工作会因此而搁置，还会影响到上级两个方向其他人的工作，有可能伤害到曾经效力过的企业。

　　看看这些年，所有车企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海归”，但是点兵点将看看，引进的“海归”，除了赵福全在吉利外，有多少人在一个企业干满了3年？他们流来流去，不仅自己很难事业有成，对企业也是有伤害的。

　　企业当然应当重视引进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但更应当重视“子弟兵”的培养。“空降”的职业经理人，的确是“来之能战”，但未必个个都能“战之必胜”。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在任期内都有业绩目标，因此更多考虑的是当期业绩，难得考虑去栽为“后人乘凉”的“大树”。企业需要的是长远发展，相比较而言，本企业成长起来的人才，和企业总有一种割不断的血脉，一般是不会“拍拍屁股就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