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谈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煤炭、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缺席，石油安全才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

　　我国煤炭资源极为丰富，其忧患在占比过高;核电技术进步迅速，其顾虑在环境影响;可再生能源突飞猛进，其制约在电改滞后。然则相较于石油，上述问题均非根本，即便是在完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也可仅凭我国自身力量独立解决。唯有石油，其安全保障必须通过复杂的主权国家关系博弈乃至极端条件下的特殊手段，求得一时的解决。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为14.5%，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7%，还面临着进口地区过于集中、运输路线高度单一和运输方式受制于人等风险。

　　目前，中东和非洲是我国石油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地，中国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的石油接近进口总量的80%。长期以来，这两个地区战乱频发、政局动荡。不仅如此，这些石油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运抵我国，其中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且至少有90%的原油是通过国外油轮运输的，“国油国运”的不足10%。中国的石油运输受到高额运费、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及美日制海权的多重制约，石油来源和运输通道都极易受制于人。

　　不仅石油进口暗礁重重，海外采油亦是步履维艰。据统计，从1993年中石油生产出中国第一桶海外石油至今，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建立起来的石油产能已逾1亿吨/年，能够拿到的权益油也有8500万吨/年，但是受种种因素制约，能运回国内的却只有500万吨/年。无怪乎中海油能源研究院陈卫东发问：这样的“走出去”结果，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过半的中国而言，为保障石油安全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石油的资源、金融和政治三重属性及我国的赋存状况，决定了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将是事关我国能源安全的根本性问题。行业内外对于能源安全的求解，其着力点也应由此放在石油替代、石油金融与石油贸易上。

　　石油替代之急在技术。对煤制油、生物制油技术的大举发力当是所需，其耗水、环保和能效瓶颈仍有待突破。

　　石油金融之急在起步。相对于20亿吨/年的石油现货交易，140亿吨/年的期货交易显而易见重要得多，而石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交易决定的。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第二大经济实体，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放弃在石油金融维度的竞争与自己的身份实在不符。除三大石油公司外，民营资本和主权基金亦应及早起步。

　　石油贸易之急在整合。日本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90%，但世人并未见其惊慌失措，原因正在于日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石油对外投资和贸易体系：以石油开发公团作为综合推进海外石油开发事业的实体，以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外国税额扣除及天然气矿废矿准备金等制度促进石油公司海外勘探开发和战略石油储备。相较之下，我国以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为主体的投资贸易模式，极易陷入内讧陷阱和代表国家意志的误读。整合国家资源，与民间、外国资本交叉融合、联合投资，或可规避重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