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以联合国大学代表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在亲历哥本哈根会议后，她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同在。她呼吁中国必须吸取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抓住目前全球碳市场链接的机遇，参与进去，不再错失良机

　　问：您认为，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杨志：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一下我们调查的一个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的例子。在这个中产家庭居住的1500平方米的别墅中，拥有主楼、花房、冰场等，而建筑中80%的设备使用的是新能源。这个家庭购置的低碳设备共花了6万多欧元，还拥有各类引领他家低碳经济的高新科技。在这家人看来，低碳经济是一个创新、时尚的符号，让这家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可以在这幢大房子里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折射出他们对贫而富，富而贵，贵而儒，儒而雅儒的文化的崇尚。

　　问：您多次强调中国要参与构建全球的碳市场，如果不是这样，将会导致丧失定价权的危险。对此，您能不能展开谈一下？怎么参与？

　　杨志：这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谁是市场当中的主体？首先要搞清楚是谁引领市场？谁又是资本当中的主体？碳交易，碳金融，从根本上说就是与权益资本运作紧密相连的一种金融品的运作。众所周知，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为代表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正在构建“碳交易网络”，目的是催生世界各地的碳交易所，链接未来碳交易市场的网络，在重塑世界金融市场中“别开生面”。

　　实际上，碳交易就是《京都议定书》为全球降低减排成本而设计的一个金融创新。碳交易、碳金融的运作离不开碳市场。当然，碳市场还要包括碳信用、碳保险、碳基金、碳期权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新金融市场，碳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实际减排的二氧化碳的核定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和很密集的知识含量；只有完成上述这些内含复杂的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制度规定性的过程之后，碳市场才可能将其产品设计或转化成一种金融产品，然后再对其进行金融定价。因此，在技术上实现其可统计、可监测、可核定，不仅是实现碳交易的前提，而且是很复杂的问题。

　　我要强调的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制高点不是钱，而是标准。一旦发达国家把重新构建全球碳市场的标准确立下来，而中国没有参与构建的话，那将永远失去话语权和定价权，从而任人摆布。所以，当下的关键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一定要跟懂得这一技术的人抓紧合作，积极组织专家建立标准，做数据，做样板，做指数。决不要再重演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丧失定价权的历史悲剧。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没有石油的定价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构建，由此导致中国石油企业无法像跨国石油巨头那样在期货市场大把“吸金”，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靠行政定价来面对国际油价的涨跌。

　　问：您在强调定价权的时候，非常强调参与，那么，在参与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杨志：作为政府，一是要去学习；二是要制定政策；三是一定要“走出去”说话，参与标准的制定，不能等到人家定了标准再说话，那时就晚了；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学术组织在谈判中的作用，因为谈判力就是生产力。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致命的短见就是技术至上，但低碳经济绝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学问题，文化问题和外交问题。

　　问：您强调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不能效仿美国的新能源模式。为什么？

　　杨志：中国现在70%能源仍然来自煤炭，中国至今还是煤炭时代。而早在19世纪末，美国一次性能源中以石油为代表的“后煤炭能源”就占了主导地位。全球能源转换进入石油时代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石油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39.4%，煤炭占39%，这就是石油时代划分的标志。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赶上美国人那样的历史机遇，就是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石油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才仅占17%，最高曾一度占有22%。我们的能源同美国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理性地看，就是再过25年，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的主导地位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今，美国和欧洲人提出后石油时代谁占有新能源谁就占有未来，但是，新能源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成本、技术的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完全不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阶段，盲目地去追赶‘技术潮流’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看清楚中国自身的能源国情。目前，年耗煤炭已超过13亿吨，而燃煤是我国大气污染和酸沉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对煤炭的清洁技术上，而不是盲从美国发展新能源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