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建议全国收费公路彻底整顿，取消普通公路收费，并降低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全世界已建成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我国。我国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5%都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不合理，有些间距只有几公里。我国公路收费高于近欧洲十倍，公路运输成本中20-30%是各种路上收费。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说，全国公路上无处不在的收费站正在变成一个个“拦路虎”。 “高速公路收费太贵，已经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提款机’！广州到北京运费比到美国还贵，高昂不合理的过路费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收费猛虎。”

　　“收费过高，不超载不赚钱，这也是导致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一个根本原因。”孙继业表示，“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在收费期限届满前还清贷款的必须终止收费。但由于“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30年，给一些地方政府带来了寻租空间——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普通公路使用者已缴纳车辆购置税、车船保用税、燃油税等税费，不应再重复交过路费”。

　　孙继业建议，“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在收费期限届满时应该终止收费。在全国范围内应对收费公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凡不符合国家规定设置的、还清贷款本息的、超过收费期限的收费站点必须拆除；符合规定需保留的收费站点，重新核定收费期限和收费标准，并进行公示，彻底杜绝乱设收费站点的做法。”。

　　黄细花引用全国物流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说，从广州至北京运送货物的费用要比从广州运货至美国还要高。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门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用红岩牌16吨的载重汽车按照规定装载，从大同运往天津，一路上这辆车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到达天津后这辆货车还是亏损了3200多元。

　　黄细花说，社会各界都在苦苦找寻通胀居高不下、菜价直线上涨的原因，其实菜田里的菜价并不高甚至低到农民亏本，而市场销售的菜价却节节攀升，生产价格和销售价格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就在运输过程中历经重重运输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累加起来，比国际运输路线更昂贵。“我国收费公路过多，以至于掩盖了公路的公益性本质。”黄细花建议国家发改委不能再审批收费公路的建设，政府应加大对公路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投入，公路应从收费向公益性回归，体现政府责任。

　　国家审计署2008年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进行审计调查，其中16个省(市)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一些公路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10倍以上。中国老百姓或组织在购车、用车过程中，已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燃油税等各种税费，本应享受免费公路这种公共资源的服务，而他们却要为公路的高收费、高罚款、高腐败二次“买单”。一些地方的公路部门和交警执法车在公路上围追堵截、钓鱼执法现象严重，就连城管也参与了收费，美其名曰“联合执法”，胡作非为、乱象丛生。

　　中国的收费公路甚至已沦为公路私用，恶化民生的推手。超高的过桥过路费；交警路政人员的乱罚款；高昂的柴油、汽油费，这“两高一乱”使得我国物流成本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据谷歌地图统计，全国二级以上公路有35万多公里，平均不到4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收费公路里程可以绕地球四圈半，每公里收费接近千万，每米收费接近万元，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危及社会公平和经济正常发展。公路收费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分配不公等影响百姓幸福和民富国强的最严重问题，对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将是致命打击。可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将难以触及。

　　众多的收费站卡如同“肠梗阻”，使不少高速路变成了低速路，大大降低了公路使用效益。各种公路收费扰乱了合理高效的流通体系的建成，降低了流通效率，影响扩大内需。由于公路收费过高，各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尽可能地“舍近求远”，走小路，走夜路，绕远路，就是为了少交费，少交罚款，以时间占用换取物流费用的降低，从而使合理有效的流通渠道体系难以建成，包括各种物流设施的使用。高速公路借着公权或公共利益的名义，转化成某些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基本工具，大肆收费，甚至巧取豪夺，谋取暴利，是基于利益取得而不是基于公共服务的投资体制变质堕落。

　　各种公路收费加剧了收入不合理分配和贫富差距。一些公路投资部门或营运部门，实际上就是一些集团利益或私人投资，为了多收费和高收费，尽可能多地设置罚款机会和金额，成了一种“潜规则”。本来是公共投资的公路却变成私人投资的公路，本来是免费的却变成收费的；本来是少收费的变成多收费的，本来已经收费到期却一直延期收费。

　　贷款修路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早在六年前就写进了国务院的法规。但却在法规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在中西部的二级公路，如果满足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并且经过依法批准的，可以过渡性收费。有了这样一个口子，事实上就造成很多地区有乱收费的现象。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个在工业化初期和原始积累初期采取的短期对策，却被一些利益部门和集团无限放大。由于收费公路政策能给地方政府及收费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因此，尽管许多公路“收费还贷”已演变成与民争利的掠夺者、地方政府和企业追逐利益的“提款机”。

　　正是通过这类收费，社会财富，以客运或货运以及家庭或单位增加支出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公路利益链关系各方。为什么取消收费这么难呢？一是二级公路设站收费，解决了地方政府的一些资金问题。地方政府把公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把公路资产卖给了经营性的企业，公路收费就一而再的延续下去了。

　　各种公路收费加剧了道路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不合理性，影响区域经济合作。正是因为各种收费公路的诱惑，将财力和精力转向收费公路建设。这也正是一些最重要的省道、国道破旧不堪却长期得不到投资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公路最高收费年限为30年，但由于收费标准畸高，根本无需30年就可收回成本、偿清贷款；虽然国家规定已偿清贷款的公路必须终止收费，但地方政府往往又将之卖给企业变成经营性公路，并且一再倒卖，使其收费年限远超过30年，甚至有一直收下去的架势。由于公路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公路是政府投资建设的，政府部门与公路经营方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因此制定的收费标准就高不就低，公路的“消费者”则毫无发言权，正是当今中国公路乱收费乱罚款得以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