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的停工事件还未完全被淡忘，但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产生的长远影响可以预期。在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和基层员工的分配机制之间，毫无疑问，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决策者，都存在两难之选。 

    两难之选 

    以大规模制造的汽车工业为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这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人力资源增长停滞的压力之下，从先行者奔驰汽车和福特汽车开始，在汽车工业化生产的每个阶段逐渐实施工业化，小至一个工位的工装夹具，大至大型先进机器人的使用，客观上，高成本的人力资源是推动100年来汽车渐进性变革的推力。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的成果，已经使得这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材料科学、先进制造工艺、锻造、铸造到初次以及深度加工工业遥遥领先。

    反观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红利，这些本来应该发生的类似革命，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在汽车制造和相关制造行业中进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已然成为阻碍先进工业发展的诱因。 

    早在1991年，著名东亚历史学家费正清就在他的《中国新史》中指出，自宋朝以降，农耕社会的许多先进工具的使用和创造几乎停滞，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宋代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获得，失去了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动力。 

    印度、巴西等人口超级大国，也是在百年来的发展路径中，先后经历独立战争和封建体系等的废除，加上城乡二元制转型带来的繁重人口就业压力，导致彻底的工业革命未能实现纵深发展。

    所以，和先行者不同，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工业化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阻力：在众多的就业人口和大规模机械化道路的过渡之间，如何精准地拿捏？这种路径，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 

    艰难的道路 

    一个可能的事实是：富士康和本田们因为逐渐提升的人力成本，开始推动机器和大型设备逐渐取代人力，这毫无疑问会对中国现代工业进一步的推动产生巨大的推力，加速中国工业革命驶向纵深。以汽车行业的历史发展路径为例，随着劳动力成本进入大幅度上升的通道，将迫使国内的汽车企业开始大幅度提升机械化的比例，相应减少基础员工的数量。以丰田为例，这家年产接近900万辆汽车的庞然大物，全球员工总量不超过30万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汽车公司，以东风汽车为例，东风公司去年达成189万辆销量，东风公司(除三产人员之外)的总人数高达12.4万人。对比之下，丰田的人均效率是东风公司的两倍以上。 

    反观历史，现代农业的效率和产出提升之后，产生的大量富余乡村劳动力，在成本没有大力提升之下推动了城市基础加工以及基础制造业的20年飞速发展；但是随着新生代的劳工出现而滋生的新的情感以及物质诉求，社会的分配机制势必也因而发生变革。 

    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正从无限供应转为有限供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定产生更大的通胀压力。但是，在人口红利尚在巅峰的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仍然足够富余。

    所以，无论历史还是未来，变革带来的积极一面是社会初级分配体系变革，使得基础劳动力的收入不再被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抛弃，而且，从工业革命的角度来说，这也势必会推动产业技术向更高端和先进的路径前进。 

    在二元化体系仍然鲜明、城市化进程不足40%的大背景下，这种因为先进制造导致的人力资本富余，加上第一产业富余人力资源持续存在压力之下，沿海地区的基础人力资源升级会向中西部地区提供相对高素质的人才，进而推动这一地区的资本效率，带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这是积极的信号。

    但是，如果这个转型过于迅速，因机器设备对人力的大量取代，会产生巨大的人力资本富余，在第三产业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之下，这些人力资本的富余如果未能通过新的产业机会实现转型，和当前居高不下的乡间富余人口两股大潮相互推动，会让中国的就业问题成为高悬的“堰塞湖”，如此压力，当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巨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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